对当年掠夺中国藏书的亲身经历,抗战时学人文士遭遇的毁失藏书的大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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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那几年,无数公私藏书都没有幸免于难,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毁坏,有的被掠夺。这些藏书也和它们的祖国一样,遭遇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它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日寇骨子里的兽性和贪婪。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南京后,在进行野蛮屠杀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文化掠夺。88万多册中华文化典籍,就这样落入了兽口,这些藏书都被劫到日本国内,有据可查的就有23675种,其中掠夺的私人藏书达到18315种,至今还有168箱数目不明,日寇搜刮的中国藏书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日寇对中国藏书犯下的罪行何止这些,仅日机对南京的多次轰炸中,就让中央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图书损失惨重,各地日机轰炸时毁坏的公私藏书,更是不计其数。1937年11月6日,日机对没有军队驻扎的石门湾进行轰炸时,让丰子恺存于缘缘堂的藏书损失殆尽,连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剃度前送给他的画具、画箱,以及早期作品和照片等,都荡然无存。 说到这里,让人想起无数文人节衣缩食、辛辛苦苦购置的图书,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不是被毁被烧,就是被掠被抢,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不少名人的藏书,对日寇的两次炮火都没有躲过,郑振铎典衣节食、盈室充栋的近万种书籍,没有毁于1932年“一·二八”炮火的,又全部毁于1937年“八·一三”战火,让人痛心疾首。 如果说,这些炮火不长眼睛的话,那日寇对阿英的藏书,就有野兽对绵羊的味道了。阿英的两处藏书,一处遭到劫掠,另一寄存友人处的藏书,竟被日军抱来烧火做饭。 除了公家的藏书被日寇焚烧和掠夺,私人藏书被日寇焚烧和掠夺的也有据可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的宅第被日寇纵火,烧毁书籍207箱,其中有不少是宋元善本和明代刻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陈中凡,藏在“清晖山馆”的10万卷图书,300帧字画,在南京沦陷后被抢劫一空;暨南大学教授卢冀野藏书万余册,南京沦陷后遭日军洗劫,无一本幸免;金陵大学教授汪辟疆,在南京晒布厂5号小奢摩馆的藏书,多为善本精椠和初刻原版,光是《水经注》各种版本,就有50余种,这些古籍除了主人少量带在身边外,十之八九尽被掠去,气得主人连自己的书斋都改为“损之又损斋”了。 以上被日寇掠走藏书的,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仅就中央大学教授来说,胡小石、吴世昌、欧阳春、戈宗翰……哪位没有被日寇抢走或者焚烧过书籍。当然,这样的事也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哪里有日寇,哪里就有这样的野蛮行径。王统照在青岛的书、何之泰在浙江龙游的书、王香平在湖南的书、曹聚仁在上海的书、冰心在北平的书……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木实,对当年掠夺中国藏书的亲身经历,四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他于1986年8月17日,在日本《赤旗报》上撰文回忆说,当年共动用了310辆次卡车,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88万册图书全部劫运到日本。其中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就有3000多册,其他着名典籍更是难以统计。但愿有朝一日,日本人良心发现,将这些典籍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也算是日本人为中日两国人民,积一点功德了。

抗战时学人文士遭遇的毁失藏书的大劫难,是入侵之敌蓄谋已久、有目的有计划地窃取、占有、掠夺、焚毁中国的典籍文献,摧毁文化设施,以达到他们毁灭中国文化、吞并中国、亚洲、独霸世界的目的。 日寇侵华战争中,中国私家藏书的毁失当以平津、上海、南京、江浙等地的学人文士最为惨重。平津的学人文士,多是弃家南迁之后,留下来的藏书遭掠劫盗窃而毁失散佚的,沪宁江浙一带文人,因遭遇了“一・二八”、“八・一三”、南京大屠杀等多次劫难,其藏书的毁失状况则更为惨烈。平津学人文士藏书的毁失散佚 平津各大学师生和文化界人士多是在平津失陷前后离开的,大多数走得匆忙紧迫,只有极少数人有一些准备、做了一些安排。如胡适将藏书装入木箱,寄存在天津的浙江兴业银行仓库;吴宓将藏书装入箱子,南下时托运带走;钱穆将5万册藏书托友人保存等。多数人是只带一些细软和几本书轻装出逃,忍痛弃家而去。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的行动和心境很有代表性。他出走时在北平火车站遇见了臧克家,臧克家问:“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长叹一声,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什么?”话虽这样说,其实,这位嗜书如命、钻进故纸堆做学问的学者,置心爱的藏书于不顾,不知会洒下多少泪水呢? 吴文藻、冰心夫妇是1938年才离开燕京大学去南方的,留在家里的东西是经过精心策划、藏匿的。他们把一些视为珍宝的东西分藏在两处:寄存在燕大课堂顶楼上的物品,有吴文藻从在清华上学时开始坚持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冰心在美国读书三年的日记,他们二人长达6年的通信,冰心母亲的信,朋友们的信,还有作家签名赠给她的书,如泰戈尔、鲁迅、周作人、老舍、巴金、茅盾、丁玲、苏雪林、凌叔华……还有大大小小的照片,各种善本书、画集、笺谱、名人字画,以及许许多多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共装了15只大木箱。吴文藻15年来编写的笔记教材有几十布匣,放在他们居住的燕南园66号小楼阁楼上。 然而,日本投降后,冰心在1946年7月回到北平,来到燕南园66号家中,走上阁楼,四壁是空的,吴文藻藏在这儿的几十盒笔记教材都不见了。当年的老工友告诉她,在日美宣战,燕大被封以后,燕南园66号成了日本宪兵的驻在所,吴文藻的书房成了拷问教授们的刑讯室。那些笔记匣子被日本兵运走了,不知去向。 两天后,冰心又走进存放他们那15箱“珍宝”的大楼顶阁上。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捻开电灯一看,只是空洞洞的四壁。她的日记,她的书信,她的照片,她的书……一切都丧失了。 1937年抗战爆发时,正是史学家顾颉刚的藏书鼎盛时期。他的藏书主要放在北平城内禹贡学会和燕大东门外成府蒋家胡同家中。此时,如他自己所说:“书库扩充至十室。” 7月21日,顾颉刚只身离开北平去绥远。行前,他对藏书有所安排。去后,夫人殷履安为装箱待运的书编了书目,装箱后存在友人处。原放在燕大的书,装箱后由顾廷龙经手存入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居住的临湖轩,这批书包括书籍、讲义、文稿等,箱上有“顾某藏书”的刻字或“顾某寄存”的签条。第二批书装了4箱,存入燕大图书馆储藏室。后来,这些书大多散佚。 燕大被封后,司徒雷登被日军监禁,顾颉刚的藏书便陷入日军之手。存在临湖轩地下室的那些书,在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成立之前已为日军盗运一空。顾颉刚的部分手稿,已托故交章元群代为寄存中国银行仓库,后被日本军部拍卖,章元群又把它们赎回,请叶揆初存入天津的浙江兴业银行仓库。 抗战胜利后,顾颉刚于1946年2月回到北平,追寻散失的书籍和手稿。根据一些可靠线索,他分析:分存于临湖轩地窖和四楼两处的书,前者为日军1821部队经理部劫去,时间约在1942年春;后者被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取去,1945年散出。后来,他曾在一些旧书肆中出资收回少数几种。 1946年3月9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向有关调查部门报告该校教授顾颉刚的图书文物损失的数目是:普通书籍和一般杂志3万册,明清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碑帖30件,金石拓本100种,书画40件,印章150方,古钱650枚,古镜3枚,石刀2柄,古经2卷。沪宁江浙文人藏书损失 平津和北方学人文士藏书多是逃亡后毁失散佚的,沪宁江浙一带文人藏书则多是毁失于日军的炮火和劫掠,而经历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战火洗礼的上海,公私藏书的损失就更为惨重。 江南学人文士藏书毁失最为惨重的有这样几家:郑振铎、阿英、周越然。曹聚仁、赵元任、郁达夫、丰子恺。 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序》中说:“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己。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但他在20余年辛苦聚藏的近万种书籍,在“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火中几丧失殆尽。 1932年“一・二八”战役发生时,郑振铎正在北平燕大任教,他在上海家中的藏书多毁于炮火。他在1937年10月26日所写的《失书记》一文有较详的描述。此时,他的藏书有一百多箱,还有不少书放在别的地方,光是刻意搜集的弹词、宝卷、鼓词、小唱本,就有2万余册。“一・二八”之役,他在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一切书籍都不曾取出。书箱被用刀斧砍开的不少。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惟古书还保存得很多。三月间,将各余存的书全部迁出。”后来,他把这些书的大多数转送到开明书店图书馆寄存。1935年夏,他回上海时,又把这几年在北平陆续购到的几十箱古书带了回来,其中尤以明版小说戏曲为多。“八・一三”战事起,虹口又沦为战区,开明书店图书馆毁于战火,郑振铎寄存在这里的古书,那些未被毁于“一・二八”之役者,竟同时尽毁于这次战役中。算了算,毁失的有80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其中有元版书数部,明版书二三百部,应用的书,许多近代的丛书毁失尤多。他积20年之力收集的关于《诗经》、《文选》的书十余箱全毁于一旦,还有许多从欧洲收集到的关于艺术及考古学的书也全部失去,还有几部未曾刊行的清人手稿也同归于尽。 除了毁于炮火者,他还忍痛烧掉了一些藏书。为了预防敌人的搜查,他硬着心肠烧掉了许多信件、报纸、杂志、文献、抗日书籍、地图……他把这些珍贵的纸品投进壁炉,他成了灰整整烧了三天。 阿英一生节衣缩食,着力搜求聚藏近现代文艺史料和通俗文学,抗战前,他已拥有丰富的藏书,在文化界读书界颇负盛名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离开上海去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以后转战于敌后游击区。离开上海时,他把所有的藏书和手稿分别存于两处。明清小说和稿件寄存在一位朋友家中,报刊和“五四”以后的文献资料留在原住地。但后来两处都遭到劫掠和毁失。寄存于友人处的书,后因友人移住虹桥路,驻军败退时,曾住在那里几日,他们竟把书籍抱来烧火做饭,因而那些书十之九化为灰烬。留在原住地的那些书,也全被代管者卖掉了。这样,阿英留在上海的抗战前藏书,惨遭焚毁、劫掠、变卖,几近全部毁失。 周越然的藏书有两大类别,一为古籍,一为西书,藏于上海闸北天通庵路寓所的“言言斋”中。“一・二八”战役中,他的房屋和藏书全都遭了殃。被焚毁的书,汉文书160余箱,约3000种;西文书16橱,约5000册。汉文书中有元明孤本、名家稿本;戏曲书籍有200多种,其中不乏珍本孤本。 丰子恺于1933年在家乡浙江崇德县石门湾建造了缘缘堂,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把自己多年搜聚的近万卷藏书和珍贵物品,包括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剃度前送给他的画具、画箱、早期作品和照片等等,都藏于缘缘堂内。 1937年11月6日,日机突然轰炸没有军队驻扎的石门湾。丰子恺一家人于傍晚的细雨中匆匆辞别缘缘堂,登舟入乡。此后,他们成了流亡者。他们离石门湾,辗转于杭州、桐庐、衢州、常山、上饶、南昌、萍乡。直到1938年2月9日,他接到了上海友人的信,说是报纸上登着,石门湾缘缘堂已于1月初全部被毁。那些藏书当然也就荡然无存了。此后,丰子恺连续写了《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文,痛悼他的缘缘堂和藏书。 郁达夫在杭州的“风雨茅庐”1936年刚刚建成,他小住几日之后便去福州任职了,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没有机会再回来住。 “风雨茅庐”中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是书房,沿着墙壁三面都是高大的落地书架,放满了各种书籍。中国线装书有八九千卷以上,英、德、法、日文书有2万余册。这些书便毁于“八・一三”的战火。 着名作家、文史学者曹聚仁也有藏书癖。他最初的一批藏书有两屋之多,屋子在真如暨南大学附近,“一・二八”战役时被日军全部焚毁。以后继续购求聚藏,数量又很多了。“八・一三”战起,他挑选精华和珍贵之书,装了20个麻袋,交运输公司搬运到家乡浙江浦江乡下,他的老母亲把儿子心爱的书籍藏在地窖里。后来敌人攻陷浙东,家乡沦陷,日军放火烧屋,房屋与书俱毁。留在上海没有运走的书,分四处存放,后来也多有散佚。 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赵元任,同大家一样作了在南京久居的打算而买了地皮盖房子。他在蓝家庄24号盖了适于居住的一套房屋,除了两间书房,还把阁楼做了书库,把大量藏书放在那里。不料新居盖好之后只8个月,日寇便占领了南京,他们便离开南京去了长沙。他们走时只带了些衣物,书籍全在家中。夫人杨步伟只把赵元任31年的日记和4000多张自己照的小照包了七包,寄到美国的朋友处保存。到长沙后,赵元任忧心忡忡,老是念念不忘失去的那些书。拟毁失书账 除了前面所记学人文士的藏书在战乱中毁失散佚之外,笔者还依据所接触到的同类材料,拟了一份极不全面、至为简略的毁失书籍账单,以披露学人文士藏书毁失之冰山一角。 易培基寓居上海江湾水电路,有藏书楼。“一・二八”战起,携少量藏书逃出。日军率便衣队闯入易宅纵火,烧毁宅第和书籍207箱,其中多有宋元善本、明刻本。 傅斯年1192册书籍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损失。 汪辟疆他在南京晒布厂5号的小奢摩馆藏书,有大量善本精椠和初刻原版古籍,光是《水经注》各种版本、注疏本就有50余种。抗战时随校迁成都,仅携经史书数种和清儒别集数十种,所余尽皆失去,遂改书斋名“损之又损斋”。 陈中凡他的“清晖山馆”藏书10万卷,收藏字画300帧,南京陷落后藏书全部丧失。 胡小石在南京将军巷31号宅中的“愿夏庐”藏书,1937年12月被日军炸毁。一说藏书50箱存于金陵大学图书馆被炸毁。 吴世昌3434册书在汉口被劫掠。 卢冀野藏书万余册,南京陷落后,藏书被日军洗劫一空。 石承熙南京大石坝街宅中,收藏数千卷宋元明清古籍和数十箱中医药类书籍,南京陷落前只将少量珍籍携出,余下的在1937年12月被日军掠夺而去,并将其宅烧毁。 唐钺中文书籍50种,西文书610种,1937年10月和1944年先后在黔桂路上损失。 孙本文中文书4367册,西文书800册,1937年12月在南京蓝家庄被劫去。 倪青原中文书5000册,西文书3000册,1937年至1938年在金陵大学被掠去。 王香平藏书19900册,于1944年冬在湖南被日军焚毁。 欧阳春1173册书于1937年11月在南京被日军炸毁。 何之泰中西文图书1440册,1942年在浙江龙游被日军焚毁。 戈宗翰中文书1300册,西文书300册,1941年在浙江平湖被日机炸毁。 王统照抗战时居沪,他在青岛观海二路旧居的书斋,几个高大书橱里,藏有大量线装古籍和洋装书,矮橱中有手稿、日记、书信、图片、拓片。青岛沦陷后,王统照旧居被日军侵占,藏书全部遭劫,有些书籍散佚于旧书肆书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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