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那部法国大革命全景史,法兰西大革命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也是那般评价巴士底事件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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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细致描绘的残酷 一部报告文学式的法国革命史

2018/01/25 | 邵建| 阅读次数:4232| 收藏本文

被细致描绘的残酷一部报告文学式的法国革命史

摘要:对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不乏优秀的史学作品,但用文学性的语言,故事性地讲述这段跌宕历史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

对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不乏优秀的史学作品,但用文学性的语言,故事性地讲述这段跌宕历史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便是其中之一。

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是一部带有文学性的历史故事,成书于19世纪,不同于一般历史作品冷冰冰的叙述,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卡莱尔首先是认同法国革命的;毕竟他痛恨绝对主义的君主专制,也痛恨充满人类不平等的贵族制度。这两点通常被认为法国革命发生的必然之因,这也决定了卡莱尔对法国革命的基本同情。但卡莱尔的特点在于,他并不回避革命中出现的问题。随着革命的推进,尤其君主立宪中断,共和制度崛起,革命日益变成浩劫。一个个过往故事,一页页历史画面,带着癫狂、野蛮、血腥、残忍和恐怖,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报告文学长卷。越往后读,越让人感到窒息。作者声称:“这部书随心灵深处的硝烟而出”。这硝烟尤其弥漫在最后一卷“断头台”。就历史言,这一卷正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就故事言,它也是全书情节最惊心动魄之处。因为失控和煽动,一个民族陷入了非理性的迷狂,从而落入人类走向现代第一出惨烈悲剧的深渊(相比于一百年前1688年英伦的“光荣革命”)。

在这里,作者不加掩饰地呈现出他那热烈情感的丰富与复杂。它是法国大革命的礼赞,还是它的诅咒。“爱的大纛”抑或“憎的丰碑”兼而有之。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和心灵裸呈于历史叙事之中,夹叙夹抒。让读者在读史的同时,分明感受到作者内心世界的电闪雷鸣。

编者按:

被裁剪的巴士底

左翼史家的冰冷字句

有关法国革命的着述,当然是以历史叙述居多,以文学方式讲故事的并不多见。史书叙述多半粗陈梗概,不遑展开详细的叙述与描写。但历史不能文学能,它还能有细节。再者,有关法国革命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在卡莱尔身后,多半价值取向决定叙述态度。比如作为法国革命研究主流的法国雅各宾派史学,虽然也无法不承认大革命带来的恐怖,但在其恐怖叙述中,或轻描淡写,或只陈列死亡数字而忽略情节。

如果不是研究法国革命,一般人只知道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这是法国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但这只是暴力的开始,一般读者未必知道“九月屠杀”。它发生在1792年9月初,是它用一千多条生命为共和建制揭幕;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就宣告成立于1792年9月22日。

九月屠杀自9月2日到9月6日。短短数日,巴黎各监狱被关押的教士、贵族和其他一些刑事犯一千数百人在各自监狱被巴黎市民野蛮杀害。当时普鲁士军队逼近巴黎,市内敲响凄厉的警钟,雅各宾组织义勇军上前线。但嗜血的马拉呼吁不杀掉监狱里的犯人不要离开巴黎,因为这些犯人会和入侵者里应外合。当时的司法部长是丹东,面对当时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他不但不对监狱加以防范和保护,反而对屠杀持纵容态度,让民众“自动执行司法权”。于是,惨案发生了。

该事件在法国雅各宾左翼史学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中是这样叙述的:“当天下午,有一批反抗派僧侣在解往亚培狱时,途中即被押解他们的人——马赛及布勒塔尼结盟军——所屠杀,其中被救者只有一人,……这些僧侣死于枪、矛、刀、棒之下。”以下便是各个监狱死亡数字的统计,“死者数目,依估计约自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人。”

勒费弗尔是马迪厄的同门,他们都师承法国革命史权威奥拉尔。他的《法国革命史》在目录上有这样的标题“第一次恐怖时期”,但仅有的两段文字读来毫无恐怖之感:“当天下午,一批犯人从区政府被押往阿培监狱,刚到目的地就被聚集的人群处死。”所谓一言以蔽之。“临近傍晚时,屠杀行动开始了,人群先后向卡尔姆……等监狱涌去。人民法庭成立了,犯人未经审判就立即处决。屠杀一直延续到六日为止。”这样的历史书写仿佛只是交代了屠杀这么一件事,然后又是数字统计。不愧与马迪厄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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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从未远去。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还会想到法国大革命。“黄背心”运动是因为民众不满政府加征燃油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对人民的剥削。

不同历史观笔下的法国大革命

2017/09/25 | 邵建| 阅读次数:5226| 收藏本文

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

摘要: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由于巴士底被视为旧制度的象征,因此,它的陷落意味着旧制度的垮台。法国人民从此自由了。是的,当时巴黎市民自己就这样认为。一位英国人描述了他当天在巴黎见到的景象:“一大群民众走过,高高地挑起那座被攻克的堡垒的钥匙,宣布‘我们攻占了巴士底狱’。人们的喜悦难以言表,陌生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也自由了。’”近二百年后,法国大革命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也是这样评价巴士底事件的意义:“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由于巴士底被视为旧制度的象征,因此,它的陷落意味着旧制度的垮台。法国人民从此自由了。是的,当时巴黎市民自己就这样认为。一位英国人描述了他当天在巴黎见到的景象:“一大群民众走过,高高地挑起那座被攻克的堡垒的钥匙,宣布‘我们攻占了巴士底狱’。人们的喜悦难以言表,陌生人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也自由了。’”近二百年后,法国大革命史学家阿尔贝·索布尔也是这样评价巴士底事件的意义:“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

不同的史学家对此事件却有不同的评价,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认为:巴士底被攻陷,“事情比这还要严重得多。权力不仅已从国王手中滑落,而且根本没有落到议会的手中:它掉在了地上,落入失控的民众之手……实际上,政府已经不存在了;人类社会构建起的大厦轰然倒塌,人们回到了自然状态。”对此,泰纳当然不会认为这是自由,“而是一次解体”。索布尔是20世纪左翼史学家,他的“自由说”显然属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主流评价或正统评价。泰纳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的“解体说”在主流史书的叙述之外,或许能给我们掀开历史的另一面。

雅克·路易·大卫的画作《网球厅宣誓》——这是一份由576名法国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于1789年6月20日签署的誓言,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本文是我们的特约书评人柳展雄为《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1789—1799》撰写的书评。在文中他从独特的角度出发,从温饱问题的角度审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左右大革命进程的力量,与其说是迂阔的理论教条,不如说是切实的温饱问题。

历史的两面

任何史家叙述都难以做到客观的纯叙述,他们都有自己先在的观念架构。史实只有放在一定的观念架构中才能见出意义;否则它就是散落在地上的碎珠,并无价值。同时,不同的观念架构也决定了史学家对史实亦即史料的裁剪。有的史料因其不利于自己的观念所以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固然它所呈现的也是历史,但却是历史的一面。相反,此史学家回避的一面在彼史学家那里不但没有忽略,反而有着充分的展示,甚至连细节也不放过。公道地说,两面都是历史。

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属于革命史学,在攻占巴士底一节过后,下一节的标题是“城市的暴动”。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革命”是“暴动”。暴动之所以发生,根据索布尔的记述,在于“王权消逝,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监察官都弃职而去,捐税的征收暂告停止。”这是什么状态,这正是泰纳所谓“解体”的状态,换言之即无政府。一个社会一旦陷入无政府,人类就回到了政府之前的“自然状态”。对此,霍布斯的表述是:“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

7月22日,一场自然状态下的血腥杀戮正在巴黎上演。它不是来自索布尔的正统史学,但我们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可以看到。这里不妨以泰纳的叙述为介绍。这一天,一对身为政府高官的翁婿在巴黎附近分别落入民众之手。年长的叫富隆,是政府国务参事。1788年冬季,面临失业,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花费6万法郎给穷人找活干。但此刻在民众中却莫须有地流传着他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比他的马值钱,如果我们没有面包,那就吃草去吧。还有比这更能煽动饥民愤怒的吗。厄运就此降临。这位70多岁的老者在枫丹白露被抓,一路押送到巴黎。他的头上顶着一把干草,嘴里也塞满了干草,脖子上还挂着一个草圈。面对民众的折磨,巴黎选举人命令把他投入监牢。这其实是想救他。但暴怒的民众不答应,齐声高呼:审判他,审判他。国民自卫队首领拉耶法特徒劳地恳请众人:审判应当按常规进行,要有程序。但骄纵的民众因为攻陷了巴士底,以功臣自居,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公审就地开始了。70多岁的富隆两次被吊上路灯杆,两次都掉下来,重重地摔在铺路石上。第三次换了一根绳子,这次吊了起来,没有摔下,是被取下。接着取下的就是他的脑袋,挑在一根长矛尖上。

他的女婿贝尔蒂埃是从另一个地方押送到巴黎。路过一个驿站时,人们纷纷向押送车里扔又黑又硬的面包砸他。因为他被认为是前段时间大饥荒的小麦囤积商,尽管他连一粒麦子也没有买卖过。但,民众需要一个泄愤的对象。马车刚到监狱门口,押车的护送队就被民众驱散。大家当场决定把他挂上路灯杆。眼见自己活着无望,贝尔蒂埃夺过一个人手中的火枪欲以自卫,但一个士兵手疾眼快,一刀就劈开了他的腹部。另一个士兵迅速地剜出他的心脏,又一人割下他的脑袋。两个人一人执心脏一人执脑袋前往市政厅去展示战利品。随后有人要他们交出这两件东西,他们便从窗户扔了出去。那颗心脏在众人手里传看。那颗脑袋呢,不同的法国革命史有不同的叙述。在泰纳之外,叙述这件事的还有另外一位保守主义者,马德楞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中为此专列一节。马德楞率先表明,这件事在当天,各家叙述就有出入。在他自己的采信中,情形是这样:贝尔蒂埃所受的酷刑是身体被剁成六十块。手脚、心脏、脑袋俱被长矛挑起。这是其中一个细节:人们挑着翁婿两人的脑袋分别游行。在某一处不期而遇时,这两颗脑袋有意被凑在了一起,其中一个人喊着:“你同你的丈人接吻吧。”

如此血淋淋的事件,在索布尔“城市的暴动”中并未出现,然而,这正是暴动的重要部分。暴动的中心无疑是巴黎,巴黎发生的这些事该章节几乎一字不着。这也是历史回避的一种方式,只有题目,无有事件。可以理解左翼史学的尴尬。无独有偶的是,同为左翼史学、同时也是他的业师勒费佛尔的《法国革命史》,在“巴黎的革命”这一节,和索布尔的处理稍有不同:它不是回避此事,而是仅以一句捎及:前两人在某广场被处以绞刑。毕竟这样的暴动于革命并不光彩,它属于滥杀。因此,只有在保守主义性质的“反”革命史学中,我们才得以窥见历史的这一面。从7月14日到7月22日,一个星期以来,民众始终沉浸在暴力的亢奋中。这两天的暴力性质是一样的。巴士底被攻陷之后,监狱长德诺内和巴黎商会会长弗勒塞尔的头颅不也是被长矛高高地挑起吗。14日是革命,22日就成了暴动。其实,革命就是暴动。问题在于,它是否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给法兰西带来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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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历史,被描绘的残酷

卡莱尔的意义在于,对历史事件的文学书写可以弥补以上史学叙事的不足。在卡莱尔笔下:三十多个顽固的教士分几辆车押往监狱,一路上饱受路边市民的辱骂和挑衅。快到监狱门口时,车内有一人忍不住了:“一个脾气急躁、未宣誓的老教士,用手杖敲了一下一个爱国者长满老茧的手,想这样解解气,并敲了敲他蓬乱的头,并且大力敲了两下……”灾难发生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马车被锁死,外面的人愤怒地对车内的人进行无休止蹂躏。里面的人哭喊求饶,回应的是扎向咽喉和心脏的刺刀和长矛。三十名教士被刺得体无完肤,在监狱大门口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这是非虚构的场面描写。由此也可以知道一贯正义的雅各宾史学为什么要躲闪回避。

至于监狱内的暴行,雅各宾史学家基本一字不着。卡莱尔则比那些史家更重视历史的真实及呈现。卡莱尔用了充分的篇幅展示了屠杀的各种场面,哪怕惨不忍睹。犯人一出牢门,面临的就是拱门之外的长矛阵。门两边长长的行列,爱国者们拿着矛、刀、剑、斧、棒要你从中穿过。但谁能穿过呢,一个个很快惨叫着倒在长矛阵下。王后安托瓦内特的朋友郎巴勒夫人就死在这长矛阵下。不但尸身被凌辱,脑袋还被割下来挑在矛尖上,伸到王后的窗前恐吓她。

卡莱尔做到了他后来的史家所没能做到的。他充分利用文学书写的优势,叙述翔实,场面逼真,每每让人身历其境,甚至还能呈现细节。比如,这是来自一个逃生者的回忆:在监狱里,他目睹一个爱国者对另一个说:他的膀子像抹了两天石膏的瓦匠那么累。其时此人手里提着一把正在滴血的刀——杀人杀到手软。

法国大革命的共和日历,每一页都是用鲜血和恐怖写就的。这是我读法国革命史包括读卡莱尔的一个感受。卡莱尔的情感态度丰富又复杂,其间又未必没有抵牾。但作家针对自己笔底的事件,胸臆往往随事件本身的变化而发。九月屠杀虽然顶着“人民的严厉正义”的光环,卡莱尔却怒斥为“地狱之火的闪光”,但它又“有别于我们巴士底狱英雄的闪光”。

其实,法国大革命是把政治革命不幸给社会化了。民众或煽动民众介入,有巴士底的七月,就必然会有1792年的九月。两者非但一个脉络,而且参与者都是巴黎的无套裤汉。另外,作者抒怀性的文字太多,有时一连若干段落,这无疑妨碍了叙事的连贯与清晰。如果适当控制一下这些“太史公曰”的文字和情绪节奏,阅读效果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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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作品:市政厅前的巴士底征服者。

这就要看我们对自由如何理解了。

《自由与毁灭》是一部古怪奇特的学术着作,作者彼得·麦克菲推崇罗伯斯庇尔,对大革命总体持肯定态度。然而他反复强调,自己受到托克维尔的指引才踏入法国史领域。

不同面向的自由

7月14日之后,巴黎和整个法兰西一时失控。王权打落在地,国民议会由于攻占巴士底没有寸功,人们也不听它的。没有一个公共而有效的权威让人服从,社会分崩离析,人们各自为政,这就是无政府。用当时被推选出来的巴黎市长巴依的话来说:“这时候人人都晓得发号令,却并无一人晓得遵守号令。”自然状态如果就是上述霍布斯式的人与人交战的状态,那么,自由还是有的,只是这是自然状态中的自由,一种很可怕的自由。如同狼搏击羊,你能说狼不自由吗?但,在狼的自由面前,羊的自由又在哪里?这不是比附,一个羸弱的老人落入一群暴民之手,不正如同羊只落入群狼。自然状态是野蛮的,它的游戏规则是弱肉强食。在弱肉和强食之间,自由如果有,那也只是单边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平等也不对等,为人类文明所不取。

人类政治文明中的自由,不是某一个人的自由,也不是某一类人的自由,而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自由与自由是冲突的,因而自由也必须同时是受限制的。限制自由其实是保障自由,执行限制功能和保障功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法律。法律限制你对别人或别人对你的侵害,同时也就保障了别人和你免于受侵害的自由。在消极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免于受侵害。在积极的意义上,每一个人因其限制而无以侵害别人。只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即法律状态下,自由对每一个人来说才是可欲的,同时亦是平等的。所以,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托克维尔说:“在我看来,就是每个人在法律的约束内都拥有真正、真切、真实的自由。”托克维尔把这种自由称为法治的自由。

7月14日之后的法兰西,它的自由是哪一种性质的呢?不言而喻,那只是一种自然状态中的自由。随着王权落地,旧制度的一切,包括法律,也被砸得粉碎。革命者要制度创新,但宪法还没问世,革命就爆发了。这两个制度一死一生,在方生方死之间,便是社会解体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无法律,或者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进行判决。他们可以同时成为指控人、证人、法官和行刑者,并对任何人随时执行判决。那一对不幸的翁婿,恰恰就死于这种不需要任何程序的大众司法。法国大革命的左翼史家对7月14日事件的评估,无不集中在“自由”上作文章,却不问这是一种什么自由。野蛮的自由在咆哮,法律下的自由在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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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托氏乃保守主义宗师,前几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洛阳纸贵,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股脑,颂扬英美宪政好,抨击欧陆理性主义太激进,卢梭的思想开启了通往雅各宾派的奴役之路。仿佛大革命爆发,是因为法国人个个读了《社会契约论》,发现了真理,流泪满面,于是起而反抗王权。

埃里希·莱辛画作:攻克巴士底狱。

巴黎的暴乱局势,让国民议会忧心忡忡。人身、财产俱无安全可言。不是国家成了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而是民众。此刻它怒气冲天,四处横行。然而,这样的民众并非人民全体,只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可以是盗匪,可以是流民,可以是出狱犯,也可以是军人,还可以是流氓,当然也不乏一般的平民。由他们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类似于力比多的能量,足以摧毁由历代文明积累而成的各种秩序,并且只要短短几天。问题在于,他们所做的一切,无不顶戴着人民的名义。人民成了最大的蒙冤者。因为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第三等级。至于人民中的绝大部分,安分守己,但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盗匪作乱,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关门闭户,提心吊胆。此人民非彼人民,但都是人民(可见人民这个概念没有分析意义,最容易被利用)。7月14日以后,对于人民中的为非作歹类,真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身为巴黎市长的巴伊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拉耶法特对此毫无办法,他们充其量也就是个维持会。尽管他们当时有心救助富隆和贝尔蒂埃,但如若他们再坚持,自己就有可能被吊上路灯杆。这是断头台还没问世之前,民众行刑的方式之一。市长巴伊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不敢违背八天前攻占巴士底的人民”。

巴黎市府如此,那么,国民议会呢?王权失灵,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民议会对此局面因意见不统一而日趋分裂。地方行政官员出身的议员马鲁埃这样写道:“对任何不怀偏见的人来说,恐怖始于7月14日。”7月22日,议会会议,在发言中,议员托勒达尔对连日来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这时,一个洗地的声音出现了,那是年轻的议员巴纳夫。他说:“难道这鲜血真的那么干净吗”?这样的表述,出现在若干法国大革命的史籍中,因而翻译也各有差异。这也是其中一种:先生们,怎么啦,流血之后才能变得纯洁呀。顿时,议席上的左翼议员发出热烈的掌声。该言论显然是想把暴行给正当化,或是用目的来合理化罪恶;但它具有警句般的迷惑性。

巴纳夫是来自多菲内省的议员,也是当时议会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有着敏捷的思路和良好的口齿,辩才无碍。罗兰夫人称他是“言辞的镀金匠”。因为出身第三等级,自小遭受过来自贵族的不平等的待遇,铭刻在心。以上的表述就如何表述而言,不可谓不精彩。但它公然为暴行镀金,也就成了他一生洗涮不掉的污点言论。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后来从激进主义蜕变成一个王政性质的保守主义者,力主君主立宪。同时退出激进的雅各宾并参与创办“斐杨俱乐部”。国王出逃后,因与王室秘密通信被发现,关押近一年后,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时年32岁。不知他在断头台上是否还能想起三年前自己说的那句话。

彼得·麦克菲重拾米涅、马克思以来的观念,尖锐批判封建制度,为暴民统治(Ochlocracy)平反。在当今的学术江湖里,麦克菲不仅练就“阶级斗争史”这套本门武功绝学,还博采众家之长,精通“全球史”、“新文化史”,集毕生功力,完成这部法国大革命全景史。

鲜血背后的“时代精神”

19世纪末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爵士从1895到1899年连续四年开设法国大革命课。他去世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讲课内容编辑为一册出版,书名就是《法国大革命讲稿》。阿克顿勋爵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他是以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叙述并评论法国大革命。1989年7月事件,出现在该书第六章“巴士底狱陷落”,其中当然也没放过富隆翁婿的蒙难,也征引了巴纳夫的那句话。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他们流出的那些血,难道就那么纯洁?但,阿克顿勋爵的讲课并不到此为止。因为是课堂,他对他的学生就此话题作了充分地发挥。

在阿克顿看来,巴纳夫的话可以让我们把握并理解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他认为时代精神不会来自社会底层,只能来自精英。在评论巴纳夫的话之前,他说有两位比巴纳夫更为知名的人物,他们的表述更为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时代精神。这两位人物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着名的化学家拉瓦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即使存在一些过火的行为,那也是出于对自由、哲学和宽容的热爱而犯的过失,在法国就算为了比较低级的目的做出这样的事情,也不会造成危害。”是的,按照这里的逻辑,为了自由、哲学和宽容,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至于富隆等人,不过是自由的祭品。这是以自由的名义杀人。吊诡的是,和巴纳夫一样,或继巴纳夫之后,拉瓦锡于1794年也被送上断头台。拉瓦锡一生酷爱科学,尤其化学,被尊为“现代化学之父”。相传他甚至把科学实验做到了断头台上。受刑前他和刽子手约好,看他头颅和身体分离后还能眨眼,以验证人死后是否还有感觉。刑后的刽子手对着血淋淋的脑袋数了一下,一共眨眼11次。当时有人慨叹拉瓦锡之死:砍下这颗脑袋只是一瞬间,但要长出它却需要一百年。这的确是一颗优秀的脑袋,对科学而言。但转对人类社会时,却连常识水平都不及。

在阿克顿看来,同样体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另一位人物是曾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担任驻法国大使,后成为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阿克顿引用了他的话:“未经审判就有很多罪犯被处刑了,其中有些人是无辜的。对此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悲痛。但是那时利用人民的力量是无法避免的,人民的武装不像子弹或炸弹那样盲目,正是依靠这种适当的盲目的力量,才仅仅流了无辜者一点血就赢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段话不是针对7月14日的巴黎,而是针对1792年9月比这更为暴烈的巴黎大屠杀。它所流贯的逻辑和拉瓦锡一样,为了一个所谓的巨大的成就,无辜者流点血算什么。何况未经法院审判,杰斐逊就可以把人称为罪犯。再者,人民在他那里,原就是用来利用的。

从巴纳夫到拉瓦锡,到杰斐逊,眼中没有个体、没有生命、也没有人道,有的只是抽象的大词和超越个人的各种宏大叙事,如自由、正义、信仰等。这是现代性的癌变,但却是各种政治左翼和文化左翼的拿手好戏。它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一直贯穿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次伟大的革命中。直到今天,它依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思想市场。阿克顿爵士对此持批判态度,他批评了一连串这样的人物,对巴纳夫也未留情。针对这种思想的迷惑性,阿克顿告诫他的学生:“最美好的是信仰和自由,而不是快乐或富裕,也不是知识或权力。然而在通向信仰和自由的道路上,都染满了无数的鲜血;它们经常会成为谋杀的借口,在声称促进这两项神圣事业的人中间,出现过最邪恶的人物。”

全书浸透了新左派的学术精神,抛弃修昔底德式政治军事本位范式,尽可能简略叙述高层斗争,着眼于普通人的生老病死,革命如何潜移默化,改变平民的日常生活,尤其不吝惜笔墨,描述女性、殖民地黑人,还涉猎了时髦的环境生态史。不过正是这点让作者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麦克菲的的新左派史学路数,不经意间抖落出政治史学者惯常忽略的史料,跟自己的新左派观点相抵触。

18世纪末饥荒频繁,异常寒冷气候屡次袭击法国,农业歉收,青黄不接。大革命的开场序幕事件攻克巴士底狱,其直接起因是粮食骚动;大革命期间巴黎最后一次群众性暴动牧月起义,直接起因仍是粮食骚动。1789年群众不愿再忍饥挨饿,反对旧制度;1795年群众因为同一个原因,反对共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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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抱有党派偏私的读者,很容易得出再清楚不过的结论:左右大革命进程的力量,与其是迂阔的理论教条,不如说是切实的温饱问题。

攻克巴士底狱的那天是粮价巅峰

大革命之前,一个名为重农主义的新理论流行起来,顾名思义,重视发展农业。这股思潮兴起的背景是,法国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全方位落后于大英帝国,不仅没赶上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而且粮食产量方面,也少于英伦三岛。伦敦在18世纪没有发生过一次面包骚动,巴黎多次面临粮食断绝的危局。

路易十六登基的1774年,气候变化突然剧烈,寒流降临,饥寒波及巴黎和北方四个省区,饥民到处流窜,武装抢粮,以致于这场骚乱绰号“面粉战争(guerredesfarines)”。

军队出动逮捕上百人,公开处死两个带头闹事者,同时实行谷物贸易管制,平息了动乱。从经济学规律来讲,管制措施本身不创造财富,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政府强制低价购入村民农产品,打击囤积商贩,保证市民的基本口粮,整个流通环节依赖国家暴力作为后盾。有时候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威胁恫吓粮食运输商,迫使其平价买卖,这些行为某些情况下会获得官方的默许,左翼历史学家汤普森称之为“群体的道义经济”。

重农学派指出,市场自由化是解决饥馑的不二法门,标本兼治。废除封建制度套在生产体系的枷锁,取消徭役、行会垄断、领主捐税、消费税、关税,使得货物、人口自由流通。英国能够熬过荒年,正是由于他们很早解除了封建枷锁,农业发达。

然而,推行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遭到贵族阶层的阻挠。波旁王朝最后十多年里,路易十六在经济管制和贸易自由之间举棋不定,错失改革机会,正好吻合了国王本人优柔寡断的性格。1788年更加恶劣的气候降临时,旧制度已无回天之力。首先是持久干旱的夏天,继之以温度低到零下16度的寒冬,中间还下过几场大冰雹,雨水洪流冲毁了各省的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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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标准四磅重的面包价格原本稳定在9苏,8月17日首都面包短缺,价格涨了1/2苏,民众怨声载道。9月冰雹灾难后,面包涨到了12苏,到了圣诞节为14苏。冬季寒流肆虐全国,甚至打击到最南端的地中海沿岸,仅朗格多克省纳尔邦主教区一地,就有10万颗橄榄树枯死凋零。

次年农业减产的后果波及到工业领域,再导致贸易停顿,例如律师、公务员等高收入群体,竟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基尼系数奇高,中产阶级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闲钱消费购物,服装等产业萧条。奥尔良市的纺织女工让娜-维克托娃·德尔奇格感到绝望,她在日记的第一页写道:“1789,哀鸿遍野的一年。”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纠缠在一起,国王重新召开三级会议。议员选举、内阁更迭、网球场宣誓,历史重大事件如走马灯一般迅速转动。普罗大众作壁上观,一边看着高层翻云覆雨,一边应对温饱问题。7月14日巴黎面包的价格达到16苏,创下近二十年来最高纪录。也就是这一天,群众的愤怒达到峰值,他们揭竿而起,聚集攻下巴士底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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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为长期郁郁不得志的改革派铺平了道路,三级会议废除领主特权、没收教会财产,推行自由主义经济。然而新政策触犯了革命的中坚力量——无套裤汉,这个群体对自由资本主义兴趣不大,头脑里也没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他们支持的是“道义经济”,不让臣民饿死是君父的义务,谷物贸易自由不过是朝廷无所作为、奸商囤积居奇的幌子。

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个星期,巴黎人抓获财政总监约瑟夫·富隆,他的渎职无能扩大了饥荒的程度,坊间传言财政总监曾挖苦饥民“如果穷了,他们应该吃稻草”。作为报复,一伙暴民私刑处死了富隆,而且往他的嘴里塞了一把稻草,头颅传首示众。

君主制在最后的岁月里,未能平抑物价,尽到抚养百姓子民的责任,所以遭到抛弃。倘若新政府不顺应民心,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1789年的秋季丰收缓解了缺粮饥情,接下来几年市场稳定,等到1792年春季法国部分地区受灾,再次出现食物短缺的局面。

3月3日,巴黎西南部48公里外的埃唐普市,发生了游行抗议。市长雅克·西莫诺拒绝限价请愿书,准备推行戒严令来保护食物自由市场。埃唐普市民在广场上示威,对峙七小时之后,维持秩序的80名士兵倒戈,民众趁势一拥而上,打死了市长。

中央政府决心捍卫法治和商业自由,派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表彰西莫诺的勇气。内政部长德拉萨尔基于重农学派的理念,强调“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供需矛盾,无需行政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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